科技強國戰略下新時代中國創新范式

“中國要強盛、要復興，就一定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需要建設世界科技強國”。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中明確提出“2020年成為創新型國家”“2030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的“三步走”的戰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精準把握信息革命這一機會窗口，憑借契合當時中國情境的“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技術創新范式實現國家實力的大幅躍升，開辟出一條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我國的創新能力與創新實力不斷提升，2023年創新能力世界排名位列第12位，PCT申請量和研發人員總量保持世界第一，科技創新遍布國防、工業、民生等眾多領域，如期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然而隨著外部情境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加劇，我國穩步實現科技強國戰略目標仍面臨重重阻礙。從自身發展視角，我國面臨要牢牢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機遇、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搶占先機的重大挑戰，同時亦面臨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長期任務。從外部環境視角，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經濟受創、經濟全球化逆流等深遠影響，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等威脅著世界和平發展和可持續進程，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國家遏制中國全面轉型升級，對中國重要戰略性新興產業進行多鏈種的全面封鎖與遏制，導致我國面臨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嚴峻威脅我國的國家安全。在此背景下，舊有的技術追趕式創新范式無法繼續引導中國創新發展。此外，在全面開放創新的過程中，我國過度依賴外向型開放式創新體系導致內生式自主創新能力缺失，以市場換技術而非技術驅動市場而實現技術突破的路徑導致我國本土創新難以占據國內高端價值鏈、創新鏈的核心環節，成為我國科技創新面臨瓶頸的重要因素。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指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不是一片坦途，唯有創新才能搶占先機”。因此，立足新時代中國創新面臨的情境特征與發展需求，必須重構中國創新發展范式，加快塑造驅動我國高質量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的先發優勢。

本文擬基于科技強國戰略實現路徑解析新時代中國創新范式的基本要素，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內涵和理論本質，把握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立場”觀點，萃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基因，分別從思想層、理論層和方法層三個層面建構中國新時代創新范式框架，并提出未來創新體系建構和創新發展的方向。

01立足科技強國戰略的新時代創新范式框架解析

1.1 文化優勢：激活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稟賦

清末民初西方科學主義沖擊中國傳統社會范式，在西方國家強勁的經濟打壓和強勢的文化灌輸下，中華傳統文化一度被視為無法適應現代社會、更無法為現代社會的創新提供有益支撐的落后文化。針對“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誕生于中國”的李約瑟之謎，從中華文化根源視角，孟建偉（2019）認為李約瑟之謎歸因于中國弱于“哲學傳統”，缺乏科學的形而上；熊秉元等學者（2018）亦認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特質會遏制科技發展是李約瑟之謎產生的原因。反之，王時中（2021）觀點認為中西文明存在的差異需要理性審視“李約瑟難題”的提出，認為“李約瑟難題”可能忽視對上述差異的充分估計。換言之，中華文化延續數千年必有其奧秘與智慧。習近平總書記早在2013年就明確提出“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源泉，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中華文化包含易學、儒學等豐富的文化哲學思想，在賡續發展中凝練出中華文化的獨特思維方式，蘊含深刻的創新因素。中華文化的整體性、綜合性、前瞻性、動態性、倫理性等文化基因所蘊含的創新稟賦為構建新時代中國創新范式奠定文化基礎。

首先，中華文化蘊含整體性和綜合性的思維方式。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從根本上否定了將人類與自然相割裂的價值觀。漢代儒學家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立元神》有云“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易經》乾卦彖傳中“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強調天地人和于“太和”之境界，表明天地人三才之間互動的整體觀。以中華文化整體性和綜合性的思維方式看待新時代創新發展，強調創新要全面協調推動各領域發展，強化科學、技術、創新的協同發展。

其次，中華文化蘊含動態性和前瞻性的理念。易學智慧深刻體現了動態性與前瞻性。“易與天地準”意指宇宙萬有的特質是大化流行、創生不已，即為動態性，“變通者，趣時者也”講求因勢而行則體現出前瞻性思想。此外，集中華文化之大成的中醫亦體現出前瞻性與動態性的思維方式。《黃帝內經》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一方面強調“未病先治”的前瞻思想，另一方面亦強調順應自然界季節、陰陽之氣的變化采取行動的動態思想。人體之復雜與創新系統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以前瞻思想與動態思想看待國家創新發展則意味著需要戰略引領和前瞻布局，且這種布局必須基于全球科技發展的趨勢和我國科技發展優勢進行動態調整。

最后，中華文化蘊含的倫理性亦為創新范式變革提供新的見解。中華文化的倫理觀充分體現在儒家思想之中。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乎？人而不仁，如樂乎”（《論語·八佾》）充分體現“仁”是定義人的重要依據。孟子云“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下》）則進一步強調倫理的關系性以及行事準則。在中華文化的倫理思維下，迸發出“圣人，人倫之至也”（《孟子·離婁上》），“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哀公》）等倫理性的治理之道。以倫理性思維看待創新發展范式，需要驅動人性范式從“知識人”向“倫理人”的轉化，關注社會倫理關系，強調以人為本。創新主體的重塑和主體間關系的重構，是新時代創新范式變革的關鍵所在。

1.2 制度優勢：發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立場觀點與凝聚合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立足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結合我國發展形勢而提出并不斷完善的，為新時代中國創新范式奠定蘊含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制度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繼承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是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強調人民在社會理論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基于此，我國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從而為準確把握人民創新奠定思想基礎。一方面，創造性作為人的本質，是人創造自身各項屬性，建立人與人、人與外部世界關系的途徑，亦是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根本路徑；另一方面，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只有充分發揮蘊藏在人民內部的創造力和首創精神，才能夠實現國家的高質量發展。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亦體現在中國具有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面對波詭云譎的國際形勢，加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發起的極端制裁使我國重要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遭遇巨大打擊，我國必須轉變科技創新發展范式，凝聚政府、高校、科研院、金融機構、企業所乃至百姓的舉國之力應對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機遇與挑戰。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統攬協同各方力量，有效匯聚創新資源，高效開展資源配置，全國一盤棋、上下一條心，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多學科融合、多領域跨界成為現代科技創新的普遍特征，需要聚集各個領域的優質資源進行攻關，政府在組織和引導科技發展方向上的作用愈發重要。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我國應堅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發揮“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活力人民”的三重力量，做好科學統籌、集中力量、優化機制、協同攻關，以穩步實現科技強國的戰略目標。

1.3 面向科技強國戰略的創新范式框架

目前學界對科技強國有多重界定。基于國家發展視角，秦錚和韓佳偉（2022）認為科技強國是科技原創水平高、創新引領能力強、發展領域均衡，同時經濟實力、綜合國力、世界影響力強的國家。基于能力視角，李瑞等（2020）學者提出科技創造力、科技支撐力和科技影響力等三種核心能力，玄兆輝等（2018）學者強調世界科技強國能匯聚自身及全球科技創新資源要素。基于評估視角，柳卸林等（2020）學者基于“科技投入—科技產出—科技績效”分類界定科技大國與科技強國，陳勁等（2023b）學者提出世界科技強國需要綜合考量科學、技術、創新以及科技發展條件等四個方面。科技強國概念界定的多元化與全面性反映出實現科技強國戰略需要全面考慮經濟、科技、政治、生態、文化等多個領域的協同發展，高效匯聚、轉化、運用全體人民的知識資本，充分激發全體人民的創新活力，并在整合把握我國的文化優勢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前提下構建新時代中國創新范式。

科技強國戰略體系是戰略環境研判下的戰略目標、戰略能力與戰略行動的有機融合，立足新時代外部形勢和我國新發展格局的宏觀戰略環境，本文擬從戰略目標、戰略能力和戰略行動三個維度解析創新范式的三個層面，并形成“思想層—理論層—方法層”的創新范式框架。創新范式的思想層聚焦創新內涵要義的思想導向。科技強國戰略內涵深刻而廣泛，需要從更宏觀、更全局的視野對創新內涵進行重新界定，深刻把握全面創新的內涵要義，更需要在復雜動態環境中保持戰略定力，基于戰略視野引領跨越，貫徹引領創新。創新范式的理論層聚焦創新的能力躍升。該層面旨在明晰在全面創新和引領創新的導向指引下如何發力的問題。立足我國科技強國戰略，從能力躍升的內容視角需要加強原始創新以建立新優勢，從主體視角需要探索立足人民立場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創新范式的方法層旨在為思想層與理論層的落實提供路徑支撐，基于思維方法邏輯和工具方法邏輯，分別從體系工程牽引和數字科技驅動兩個方面為我國實現科技強國戰略的實現提供關鍵方法論指導。圖1所示為本文構建的新時代創新范式框架。

       02思想導向：貫徹全面創新和引領創新

全面創新和引領創新分別從創新布局觀和創新戰略觀兩個視角闡明新時代創新范式的思想導向。全面創新強調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關系的全要素創新，引領創新則強調未來視野推動下“企業—行業—區域—國家”多維度布局協同實現科技強國的創新范式。

2.1 把握全局觀與整體觀的全面創新

要把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充分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方面各環節，使科技創新真正成為推進各項工作的邏輯起點，成為找準發展領域、發展重點、發展路徑、發展方法的不二選擇，在解決‘結構’和‘動力’上下功夫，為‘平衡’和‘充分’發展提供重要驅動力，全面創新在新時代中國創新范式中處于基礎和核心地位。創新理論的重要創始人約瑟夫·熊彼特的研究范疇中，創新是各種生產要素重新組合的生產函數，而后隨著研究的拓展，創新被普遍定義為“新思想、新過程、新產品或新服務的產生、接受和實施”，強調首次商業化的過程。然而，西方研究形成的創新觀所遵循的是近現代科學崇尚的局部、靜態、還原的思維方式，普遍將創新狹義地局限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技術創新，而忽略了宏觀層面理論創新指引下的制度創新、科技創新與文化創新。就發展而言，盡管可持續發展早已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議題，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進程卻明顯緩于預期，原因在于割裂地看待經濟發展、生態文明與人類可持續發展同國家發展的關系，即片面地追求創新驅動經濟發展而未能將創新與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相融合，從而造成創新驅動乏力、創新的負外部性凸顯。因此，新時代的創新發展必須從全局觀和整體觀出發，突破創新的狹義觀，構建科技創新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綜合發展的全面發展觀。

全面創新的內涵要義包括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宏觀層面的全面創新指習近平總書記在“八八戰略”基礎上強化體制機制優勢、產業優勢、城鄉協調發展優勢、生態優勢、人文優勢等方面形成的對創新發展規律的深刻洞察與戰略把握，提出創新是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包括理論創新、體制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等多種類型的全面創新。微觀層面的全面創新旨在提出第三代創新管理范式，強調創新主體從單一的研發主體向全員擴展，創新要素從單一的技術因素向技術與非技術因素協同，創新界定延伸至全時、全地域的“全員創新、全要素創新和全時空創新”。整體而言，宏觀層面的全面創新強調全局視野下兼顧各領域的全面創新，微觀層面的全面創新則整體視野下基于創新管理視角強調兼顧主體、內容和形式等各個部分的全面創新。宏觀層與微觀層的全面創新內涵相互補充與協同，統籌政策指引和創新實踐。

2.2 聚焦引領世界科技前沿的引領創新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世界經濟長遠發展的動力源自創新”，要加快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性發展。基于習近平總書記對創新引領發展的科學論斷，許慶瑞和劉海兵進一步提出引領性創新，強調創新應從“驅動”向“引領”升級，主張在社會與企業的共生關系中尋求企業自身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雙元平衡。引領性創新指“在國家、行業、企業協同作用下，企業以價值實現和社會責任為追求、長期主義、價值共創、意義驅動為遵循的引領性創新認知模型進行企業創新實踐”，是企業創新實踐導向下的“價值觀—技術—市場”系統性創新模式。

與此同時，引領性創新的內涵需要在“從驅動到引領升級”的企業創新認知模式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與完善，特別要形成人類文明進入更高發展階段的未來視野推動的引領創新（LeadingInnovation），這一范式更關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著力成為世界領先的科技強國，是自主創新、高水平科技自主自強之后的應有創新要求。以引領創新為基礎，進一步開展面向未來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進行未來產業的超前布局，為未來國家的整體實力提升、國際秩序主導能力和話語權提升提供先決條件。立足科技強國戰略目標，引領創新的范式需嵌入我國特定的且動態演進的政治環境、文化背景、經濟條件、社會狀況、生態要求、戰略定位、技術水平等情境要素，聚焦戰略性的超前布局、非對稱性的技術方向、整合性的根本路徑等，不斷構筑我國在前沿科技、未來技術、未來產業等的系統布局，為整體成為世界一流科技強國做出更大貢獻。進一步探索與發展引領創新范式，意味著企業要能夠迅速對外界環境做出更主動的響應，更加關注顛覆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等更重要的技術要求；行業層面能夠形成并嵌入引領創新觀，勇攀全球價值鏈的高端；區域層面形成更具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國家層面從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之后，進一步形成全面引領世界科技創新潮流的領先創新型國家。

3.1 加強從0到1的原始創新

原始創新能力是我國與世界科技強國差距最大的部分。過去基于需求拉動型科技創新路徑，中國憑借技術引進、漸進式創新、二次創新、組合創新等傳統技術追趕型創新范式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拉動效應。然而新形勢下單一的需求拉動型創新路徑無法與我國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建成世界科學高地與創新高地的目標要求相適應，更無法在發達國家強大的基礎研究積累和新一輪科技革命中獲得競爭優勢。在從創新型國家行列向創新強國行列邁進的窗口期，中國必須加快科技創新路徑從模仿追趕式向原創引領式邁進，構建“以基礎研究和核心技術供給路徑為主，以需求引致的路徑為輔的新型雙引擎整合式創新強國路徑”，即必須加強從0到1的原始創新。

陳勁等學者從分類視角界定原始創新的概念內涵，提出原始創新包括原始性科學創新、原始性技術創新和原始性工程創新。基于原始創新的界定，我國提升原始創新能力的路徑包括多主體參與、原創精神激發和強化政策支持等方面內容。

一是推動構建“高校+企業”多元化原始創新力量，既要發揮高校作為基礎研究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生力軍的原始創新主體作用，亦要推動企業加強基礎研究，并通過各類主體協同開展原始創新，推動原始性科學創新、原始性技術創新、原始性工程創新之間相互激發，激發各類創新主體協同推動引領創新。

二是培養和激發面向原始創新的科學家精神、企業家精神以及工匠精神。原始創新作為創新鏈的源頭呈現高度的復雜性、不確定性與風險性，只有擁有“十年磨一劍”的專注鉆研定力、“追求真理、崇尚創新、實事求是”的科學家精神，擁有承擔原始創新的巨大不確定性風險的勇氣、面向科技前沿和挑戰“無人區”的斗志、心懷崇高信仰的企業家精神，以及“嚴謹認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勇于創新”的工匠精神，才能夠成功實現原始創新。

三是加強原始創新政策支持。當前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僅占5%，遠低于部分發達國家的10%~20%占比，立足我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緊迫任務和實現科技強國戰略目標，要在關鍵領域和重點方向上發揮戰略引領作用和重大原始創新效能，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要，需要持續提高國家基礎研究研發投入占比，加強對原始創新研究的課題及項目的經費支持或稅收優惠，為各創新主體聯合開展原始創新攻關提供信息共享和合作支撐平臺。

3.2 探索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

“創新之道，唯在得人”，而不同的發展范式下對“人”的理解是不同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將人代稱為“勞動力”，視人為獲取剩余價值的工具，基于“經濟人”“理性人”的新古典主義假設，通過資本與物質激勵不斷榨取人的剩余價值，被馬克思精辟總結為“人的異化”現象。然而這種西方文化主導下的經濟發展邏輯無法適用于創新驅動發展的新時代。一方面，創新能力的激發需要相比勞動能力更嚴苛的條件，且人的創造力無法在壓迫和控制的狀態中有效發揮；另一方面，大眾繁榮才能帶來國家繁榮，人民有活力才能帶來經濟活力，只有探索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路徑，發揮人民活力，國家才能夠獲得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與競爭優勢。

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創新領域的凝練與升華，是進一步落實全面創新的基礎范式。首先，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人民觀。一方面，人民群眾的物質勞動實踐推動生產工具革新、生產技術進步以及社會生產力發展，進而促進生產關系的變革和社會形態的更替，只有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才能夠真正推動社會發展與變革。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哲學明確闡明人的全面發展是創造性的根本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主張將人從異化的勞動中解放，促進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其次，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體現了創新治理的人民路徑。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需要遵循“創新為了人民”“創新依靠人民”“創新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實踐路徑，通過創新驅動實現社會繁榮與人的全面發展。最后，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體現可持續發展的東方文化智慧。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體現“天人合一”的中華文化思想，主張將創新范式從關注經濟發展轉向探索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共同富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球治理、人類可持續發展提供基于東方哲學的方法路徑。

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一方面需要建立全員創新機制，另一方面需要挖掘與響應廣大人民的功能、社會、環境等多維度需求。從協同機制視角，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需要政府、高校、企業、百姓等各主體協同整合自身所擁有的獨特知識并實現知識創造。從治理機制視角，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旨在廣泛激發基層活力，而“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的實現需要通過制度創新建立協調與激勵機制，打造匯聚廣泛分散知識、分布式信息實現創新資源共享共創的創新公地。

體系工程和數字科技分別從思維方法邏輯和工具方法邏輯兩個視角為全面創新和引領創新的貫徹、原始創新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的落實提供方法論支撐。

4.1 體系工程牽引的創新

現代科學技術的建立和發展，主要以源自古希臘的還原論思想為基礎，主張“將難題盡可能地細分至能解決的程度”的思考范式，其隱含的認知邏輯是事物之間的關聯是線性的。而系統思維與系統工程的發展，使得事物之間的非線性關系成為普遍共識。在系統思維的影響下，國家創新系統、三螺旋理論等創新理論得到發展，政府、高校等科研院所、企業之間協同創新愈發緊密，傳統熊彼特創新范式向新熊彼特創新范式轉變。然而以系統思維指導創新范式仍遠遠不夠，系統工程范式以最優化為目標、存在規定的解決方法、擁有固定的邊界，而這與現實中復雜、模糊的創新環境是相悖的；尤其當廣泛個體逐漸成為創新主體時，創新主體的多元化和復雜性遠超出系統工程范式。基于對大規模、超復雜系統的研究，體系（Systemofsystems）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現有研究普遍認為體系是系統的復雜集成，具有整體性、協同性、自治性、動態演進性和能力涌現性等特征。對應地，體系工程旨在通過平衡和優化多個系統之間相互關系，實現可互操作的靈活性和應變能力，追求不同系統網絡集成的最優化，集成這些系統以解決體系問題的管理工程技術。

新時代創新需要基于體系思維展開問題分析與尋求解決方法，這與中華文化的創新基因的內核是一致的。“體系方法并非倡導某種工具、方法手段或實踐，而是追求一種新的思維模式以迎接體系問題的挑戰”，主張以涌現而非固定的方式解決問題。隨著創新主體多元化、創新需求復雜性、創新環境動態涌現性的特征愈發明顯，體系工程牽引下形成的創新生態能夠保持高效性、靈活性、協作性，能夠有效處理復雜性、涌現新興行為和演化結構，從而能夠維持創新生態中各系統的競爭力、凝聚力和平衡，形成自適應的運行體系。盡管當下學術界對體系思維和體系工程的研究仍未成熟，以體系工程牽引的創新范式亦仍在探索中，但我國已有較多企業開始探索基于體系科學的組織模式。立足科技強國戰略目標，以體系工程牽引下的創新范式能夠為異構數據的組合、知識融合機制、開放創新機制以及創新公地治理提供支撐。

4.2 數字科技驅動的創新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中指出“建設數字中國是數字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有力支撐”。伴隨信息革命的縱深發展和新一輪科技革命的興起，數據成為新興生產要素和創新驅動力，在人工智能、物聯網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的支持下，將進一步釋放歷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所積蓄的巨大能量，為全球經濟發展、國家治理、社會建設和人民生活帶來深遠影響。數字科技驅動的創新既是時代發展的趨勢所致，亦是創新范式演化的結果。面向我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成世界科技強國的使命，數字科技驅動的創新一方面為創新變革與時代發展提供重要的工具基礎，另一方面數字科技本身蘊藏的巨大空間為創新提供無法估量的發展潛能。

數字科技奠定了創新實踐的工具基礎。數字科技具有多學科跨領域融合的特征，對技術進步、產業變革、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提供全方位賦能。數字科技為引領創新提供戰略預見、技術圖譜的關鍵技術支撐，為全面創新、原始創新提供創新成果相互協同的平臺支撐，為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提供高效匯聚知識的技術路徑支撐。企業實踐方面，數字科技驅動的創新是新時代企業管理創新的關鍵基礎甚至是必然條件，數字科技驅動的創新提高資源整合運用的效率，輔助人的創新實踐活動，例如海爾集團“鏈群合約”實踐中數字平臺搭建起到降低交易成本和避免信息不對稱的關鍵作用，甲骨文的自動化數據庫承擔數十億次復雜計算，能夠讓分析師專注于業務創新。

數字科技明確了國家強盛的創新高地。數字科技驅動的創新是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關鍵，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關我國能否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的戰略問題”。立足科技強國戰略目標，應前瞻部署數字科技前沿基礎研究，進一步加強學科交叉下“無人區”的理論突破；應構建數字科技驅動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體系和自主創新生態體系，打造我國自主可控的數字科技生態基座；應加速數字科技賦能實體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在釋放經濟活力和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同時，建設智能社會促進民生福祉改善。

展望未來，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基礎模型快速發展，數字科技將成為驅動創新范式演進的重要引擎。基于空間視角，創新從“社會空間—物理空間”的二元場景向“社會空間—物理空間—虛擬空間”的三元場景轉變，驅動人機互動模式的變革并帶來巨大的創新空間；基于主體視角，有智數字體從“機器學習”到“機器創造”，將會成為創新的新主體，驅動著創新范式從后熊彼特創新范式向一種全新范式演變。因此，我國創新發展必須緊隨數字科技浪潮，以數字科技驅動新時代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助力我國實現科技強國戰略目標。